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在日前的东莞市政协常委会上，副市长江凌通报全市外资企业发展情况时称，目前东莞“很多中小企业经营陷入困难，成本增长30%，利润空间减少50%”。大部分企业形成了“与其向外转移不如留莞发展，就地转型”的意识，但是转型信心不足。

　　每个企业都会想着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%，还能降多少？何况在东莞经营多年，熟门熟路，因此绝大多数企业当然愿留东莞转型发展，只是他们面临一些困难，因此对转型信心不足。而这些困难不仅仅是资金短缺、融资难，重要的是成本太高和公共政策环境的不够完善。

　　福布斯税负痛苦榜显示，2007年，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，全球排名第三，2008年稍有下降，全球排名第五。其实加上行政收费在内，我国的真实税负在30%左右，已与高福利国家的高税负同列。因此，有人形容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只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。虽然，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东莞已决定取消三资企业场地使用费、“三来一补”综合费用结汇手续费等行政性收费项目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在行政主管部门、海关、财税部门，应该还有更多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的余地。

　　而企业转不转型，向哪个方向转型，关键还是在企业本身，政府只能是对市场进行调整，为企业服务。因此，东莞要助推企业就地转型升级，走出困境，只能通过优化微观发展环境、革除不当管制入手。

　　比如自主创新，它就是一个需要长期稳定积累的过程，需要一个稳定合理的外在法治与政策的保障。技术创新的投入，如果没有合理回报，企业就只能采取捞一把就走的方式生存，像深圳的山寨机一样———权威部门对于检测的垄断，导致了企业的高成本和低效率。还有，很多公共部门的检测和评级本来可以起到质量把关、帮助企业塑造品牌、提高品牌附加值的积极作用。然而在现实中，往往是交钱就可以通过，费钱费时的检测并不一定起到质量把关的作用，这就是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根本原因。如何破解，当是一个重要命题。另外，由于政府没能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，在政策和法律制定方面，中小企业又过度弱势，对公共政策的博弈能力相当低，这更需要政府在大环境建设方面更少漏洞。

　　只有让不当管制减到最少，市场化的开放性越高，东莞的产业升级才更加快捷而有实效。一个市场化的开放竞争的经济，需要体制的进一步革新，东莞完全可以借助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，在公共政策上，闯出一条路子，当然，这并不容易，需要领导层有魄力，敢于让改革更加深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