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(七)草案时，认为“网上通缉”、“人肉搜索”泄露公民姓名、家庭住址、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同样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，其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严重，建议将“人肉搜索”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。(8月27日《信息时报》)

　　诚如人大代表朱列玉所言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很多新鲜事物会涌现出来，刑法也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完善——不仅对于刑法，对其他法律而言，亦是如此。比如对不同程度滥用“人肉搜索”者的责任定性，规范其属于刑法还是民法范畴，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。“拟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刑责”的意义在于，它让我们目睹了法治建设进步的步伐。

　　此次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诸多法律的修正众所关注，其中，尤以刑法修正案(七)草案为人瞩目。据悉，这个草案共对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、侵犯公民权利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的12个条款进行了修改。近日，众所关注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订、已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受贿首次进入刑法，以及拟将“集体腐败”纳入刑律、严厉打击小金库等，公众都投去了热烈关注的目光——对这些“老问题”的解决，虽难免存在阶段性、局限性等特征(比如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尚未因此而确立)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“摆在台面上”解决之，同样显示出法治建设随时代发展、新事物不断涌现适时而动的特征。

　　不错，和“人肉搜索”等新事物不同，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”、“集体腐败”等问题的存在，都已有时日。这些问题的解决，之所以没有呈现在刑法修正等法治建设进程中，一方面，这与立法、法律修正应该恪守既定程序有关；另一方面，或多或少存在的权力掣肘和利益博弈，以及其他因素的干扰，也不能忽视——反垄断法和物权法等历经波折和困厄，方妥协出台的事实，均可为佐证。

　　某种意义上说，从“拟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刑责”的提出，到刑法修正案(七)草案对12个条款进行的修改，均可归为法治建设“正本清源”意义上的进步——这些特征的呈现，不仅体现在面对“人肉搜索”如此新事物时，也体现在对“老问题”解决的突破进展上——比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修订，比如拟将“集体腐败”纳入刑律。

　　只有实事求是地直面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才能对问题达到尽可能全面地覆盖；只有做到对现实问题的尽可能全面地覆盖，才能对问题做出纵深、细致的分析，从而从根源上加以遏制，对其土壤进行铲除。当然，法治建设的进步，倘要突破“拟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刑责”这样“为问题而问题”的表层范畴，深入至诸如刑法修正此类关涉更宏大命题的层面，尚需各方的努力、各种力量的助推，以及时间的检验。